冲名校要不要选ED？一纸“录了就得去”的承诺，代价是什么？揭开美国大学ED录取背后的运行逻辑

一名学生放弃入学，为什么整所高中的下一届毕业生都要承担后果？

2025年，一起美国大学招生风波引发广泛关注。

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私立学校 Colorado Academy 的一名学生，通过提前决定录取——Early Decision，简称 ED——申请杜兰大学，并承诺：如果被录取，将撤回其他学校的申请，入读杜兰。

然而，收到录取通知后，这名学生最终没有入学。

杜兰大学随后采取了一项极不寻常的措施：暂停接受该高中2026届毕业生的ED申请，为期一年。

一名学生违背承诺，后果却波及下一届同学。这个事件把美国大学申请中一个长期存在、却未必被家庭充分理解的问题推到了台前：

ED所说的“具有约束力”，究竟靠什么实现？

一、ED的“绑定”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ED是美国大学招生制度中一种特殊的申请方式。

走常规申请，即 Regular Decision（RD）的学生，通常可以等到春季收到多所大学的结果后，再比较学校、费用和经济资助方案，决定最终去向。

ED则要求学生提前作出承诺：

如果被录取，并且经济资助条件足以支持入学，就应当就读该校，撤回其他大学的申请。

通常，学生本人、家长或法定监护人，以及高中升学指导老师，都需要在相关协议上签字。

但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别：

招生制度中的“binding”，并不等同于一份能够像普通商业合同一样，通过法院强制学生履行入学义务的合同。

ED的运行并非主要依靠普通合同法的强制执行，而是依靠大学之间对承诺的相互认可、高中升学指导体系的配合，以及学生和家庭对承诺的重视。

这也意味着，不能简单地把ED理解成“录了就必须去，否则一定会被起诉”，也不能反过来理解成“既然不是普通合同，就可以随意反悔”。

另外，经济资助是必须单独说明的一点。College Board对ED的介绍明确提到：学生的入学承诺以被录取、且获得家庭认为足够的经济资助为条件。若资助不足以支持就读，应及时与学校沟通，并按照该校政策处理解除承诺事宜。

二、“提前申请”，最初并不要求学生承诺入学

要理解ED如何形成，需要回到20世纪50年代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大量退伍军人进入大学，美国高校的申请需求明显增加。一些学校收到的申请数量，达到战前的三倍。

面对更激烈的竞争，学生逐渐意识到：不能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所第一志愿大学上。向多所学校同时申请，开始变得更加普遍。

1954年，哈佛、普林斯顿和耶鲁推出了被称为“A—B—C”的制度。

这一制度允许部分来自知名寄宿学校和大学预备学校的申请者，提前获得有关录取可能性的反馈。

但它并不要求学生作出入学承诺。

即使拿到了最积极的“A”级反馈，学生仍可以继续申请其他学校。大学虽然提前表达了兴趣，却无法确定这些学生最终是否会来报到。

直到1959年，“七姐妹学院”开始推出要求录取学生承诺入学的ED项目，情况才发生变化。

1961年至1965年间，阿默斯特学院、欧柏林学院和威廉姆斯学院等小型文理学院，也陆续加入。

提前申请，由此逐渐从“提前知道结果”，转变为“提前承诺去向”。

三、大学排名兴起，让ED变得更有吸引力

1983年，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》（U.S. News & World Report）开始发布美国大学排名。

随着排名的影响力扩大，大学之间围绕申请人数、声望和招生表现的竞争，也越来越激烈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ED对大学的价值更加突出。

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 Yield，即录取入学率：被录取的学生中，最终有多少人选择入读该校。

对于大学来说，常规申请存在不确定性。一名优秀学生可能同时拿到多所学校的录取，最终只选择其中一所。

ED则可以帮助大学提前锁定部分新生，更准确地预测入学人数。

在大学排名发展的历史阶段中，录取率、录取入学率等指标所受到的重视，也增强了学校推行ED的动力。这里需要注意，这一历史背景不能直接等同于今天的排名计算方式。

与此同时，不少升学指导老师认为，提前申请有助于提高录取机会。

在学校与申请家庭的共同推动下，1990年至1996年间，大约有100所大学增设了提前申请项目，其中既包括具有入学承诺要求的ED，也包括不要求承诺入学的 Early Action（EA）。

此后，提前申请继续扩展，ED也成为许多高选择性私立大学招生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四、ED录取率更高，就代表每个学生都更容易被录取吗？

大学长期以来对ED的一项解释是：它可以帮助学生更早确定大学去向。

如果12月就拿到心仪学校的录取，学生便可以减少高中最后阶段的等待与焦虑，也能更早安排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。

另一个更直接的吸引力，是ED阶段往往较高的录取率。

例如，宾夕法尼亚大学2028届本科生招生中，ED申请者的录取率约为 14.2%，而当年整体录取率约为 5.4%。

但这组数字需要谨慎理解。

首先，5.4%是整体录取率，并不是单独的RD录取率。

其次，ED申请者与常规申请者的构成可能不同。录取率的差异，可能部分来自申请群体本身的差异。

因此，不能据此推导出：同一个学生只要改走ED，录取机会就一定会按相同比例提高。

不过，对面对激烈竞争的家庭来说，“提前申请可能更有机会”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。

问题在于：

为了争取这种可能的优势，家庭提前放弃了哪些选择？

五、谁更有条件提前作出承诺？

对ED的批评，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。

早在2001年，作家詹姆斯·法洛斯就在《大西洋月刊》撰文指出，这一制度更有利于来自富裕家庭、就读精英高中的学生，而其他申请者往往处于不利位置。

原因并不难理解。

一些家庭有能力提前走访大学、深入比较学校，也能获得熟悉申请策略的升学指导。

如果学费不是决定性因素，他们更容易在申请季开始时，就确定唯一的第一志愿。

但对依赖经济资助的家庭来说，大学选择不仅是“喜欢哪一所”，还包括“最终能负担哪一所”。

一所大学的标价，与家庭拿到资助后实际需要支付的费用，可能相差很大。

通过常规申请，家庭通常有机会比较不同学校的录取及资助条件。

ED则会压缩这种比较空间。

即使经济资助不足可能构成申请解除承诺的理由，家庭通常也不能像同时持有多份常规录取时那样，从容比较多个资助方案。

College Board也指出，无法比较不同学校的经济资助，是ED受到公平性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六、不主要依靠法院，ED如何维持约束力？

这正是整套制度最值得关注的地方。

ED过去主要依靠两种方式维持运行。

第一，大学之间相互认可其他学校的ED承诺。

不少私立大学曾共享ED录取学生名单。

当其他大学得知某名申请者已经被一所学校通过ED录取后，就可能将其从本校申请名单中移除。

这样一来，学生即使想继续争取其他录取，也可能失去获得竞争性录取的机会。

第二，高中升学指导老师参与维护承诺。

随着ED制度的发展，升学指导老师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向学生解释规则、确认学生理解承诺的责任。

到2001年，美国大学升学咨询协会已要求升学指导老师在ED申请上共同签字，以确认学生理解相关义务。

学生获得ED录取后，一些指导老师也会拒绝继续向其他大学寄送正式成绩单。

于是，一项并不主要依赖普通合同诉讼执行的承诺，通过大学之间的配合与高中的参与，成为招生体系中实际发挥约束作用的一环。

杜兰大学对整所高中采取措施的事件，也让这种制度压力更加直观：

被要求维护承诺的，除了学生本人，还有学生所在的高中。

七、哈佛曾经考虑打破这套规则

2002年6月，哈佛大学一度提出，考虑继续审查那些已经接受其他大学ED录取的学生的申请。

如果实施，这项变化将触及ED制度的核心。

因为ED能够有效运作，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大学愿意尊重已经作出的入学承诺。

如果其他学校继续争取这些学生，“提前锁定”的效果就会减弱。

哈佛最终没有推进这一改变。

当时哈佛招生负责人玛琳·麦格拉斯·刘易斯在解释学校立场时，使用了一个极端类比：如果录取后发现学生曾杀人，学校也会重新考虑其录取。

这一表态反映出，当时有关ED承诺的讨论，往往带有强烈的诚信与道德判断色彩。

但此后，一些法律学者开始提出另一个方向的问题：

大学共同维护ED承诺的做法，本身是否限制了竞争？

八、争议从“学生守不守信”，延伸到“大学是否限制竞争”

2005年，亚当·L·亨利在《匹兹堡大学法律评论》发表文章，认为大学之间共同执行ED承诺的安排，可能因抑制经济资助竞争而违反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》。

2006年，鲁比·Z·阿弗拉姆在《耶鲁法律期刊》发表文章，也提出类似观点。

她认为，如果相互竞争的学校通过共享录取名单，承诺不再争取已经获得其他学校ED录取的学生，就可能形成对特定学生的竞争排除。

这与传统的诚信讨论不同。

对学生来说，问题是：“既然签了承诺，是否应该遵守？”

对反垄断法研究者来说，问题则是：“本应竞争的大学，是否通过共同安排，减少了学生的选择与议价空间？”

九、32所大学被起诉，法院允许针对高校的诉讼继续推进

这些争议，最终进入了法院。

2025年8月，来自卫斯理安大学、瓦萨学院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四名在校生及校友提起诉讼。

原告指控，32所大学通过共同维护ED制度，约定不再争取已被其他学校通过ED录取的学生，涉嫌违反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》。

原告还质疑，大学要求学生签署类似合同的文件，容易使学生将ED理解为可以依法强制执行的合同义务。

按照原告的主张，当学生无法获得其他大学的竞争性录取和资助条件时，大学就可能减少经济资助、提高家庭实际承担的就读成本。

这些是原告提出的指控，并非已经被法院认定的事实。

2026年8月7日，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安吉尔·凯利驳回了校方要求撤销相关诉讼的动议，允许针对32所高校的主张继续推进。

但同一裁定也准许撤销针对非高校被告的相关主张，包括大学申请平台及有关组织。

十、ED的未来，会因此改变吗？

2025年，公众关注的焦点是：一名学生放弃杜兰大学的ED录取，是否违背了承诺？大学能否因此让下一届高中生承担后果？

如今，审视的方向正在扩大。

除了学生的行为，大学共同建立、长期维护的制度，也开始面对法律层面的检验。

ED是否会因此消失，目前很难判断。

但一个关键问题已经摆在面前：

如果大学不能再像过去那样，依靠彼此配合来维护ED承诺，那么“具有约束力”究竟还意味着什么？

对于申请家庭而言，同样需要看清：

ED不仅是“更早收到录取结果”的申请选项。它也是一次提前作出大学选择、接受相应申请限制，并评估家庭支付能力的决定。

理解ED，既要理解承诺，也要理解承诺背后的制度。

END